钱伯海教授留下的三笔财富(1979级学生王春新)

人们称他为“中国的国民核算之父”,钦佩于他尽显范仲淹所说的“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,他则常说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;人们注意到他把大量时间精力用于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,认同他提出的创新性理论体系和诸多新观点,他却自认为这是一项“力不相称”的工作。在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里,钱伯海教授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,树立了真正的大师风范,给我们留下了三笔宝贵财富,可谓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

 

一、非同凡响的学术思想

 

非凡的学术思想是钱伯海教授留给我们的第一笔宝贵财富。他毕生从事统计学、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,50多年如一日,密切联系实际,不停辛勤耕耘,不断开拓创新,先后出版了专著或由他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30余部,发表论文一百余篇,累计在1200万字以上。其理论建树和学术成就,横跨经济学和统计学等多个领域,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:

 

一是创建四门经济、统计新学科。钱伯海教授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,确认整个经济活动存在两个层次的运动——国民经济运动和企业经济运动,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学以之作为研究对象,既研究生产力,又研究生产关系,既研究其质的规定性,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,需要建立四门密切相关的经济、统计新学科——国民经济学、国民经济统计学、企业经济学和企业经济统计学,并把这一旨在建造我国经济统计新分析架构的理论观点,努力付诸实践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由他直接创建和主持创建的这几部新学科著作早已出版问世,并得到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重视和确认。

 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《国民经济学》。该书出版后受到经济理论界的高度重视,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、李成瑞、宋涛、谷书堂等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经济研究》、《经济学家》等刊物上发表书评,给予很高的评价,认为“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一个成果,开辟了一条深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新路”、“该书把生产关系的研究与生产力的研究结合起来,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,把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结合起来,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”。《世界新学科总览》等多本新学科辞书也把该书作为新学科的代表作加以专门介绍。该书获得国家教委组织评选的全国第三届高校优秀教材奖,90年代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采纳他提出的“把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投资经济等学科合并成为国民经济学”的建议。现在《国民经济学》不仅是一门新学科的教材,该学科也已成为经济学中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。

 

二是建立和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。钱伯海教授对我国国民核算制度改革的理论和方法问题,长期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实践,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。他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,阐明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研究两大核算体系,而且适用于一切的经济核算与会计统计核算,人们称之为“钱氏定理”。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,也写进和运用了这个原则。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国民核算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贡献。

 

1984年,国务院成立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,钱伯海教授被指定担任总体规划组组长,直接参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方案的组织设计和试点总结工作。19928月,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,并确定从1995年全面转到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轨道上去。

 

三是为经济学教材偿建全新内容和体系。钱伯海教授从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理论建设的实际出发,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。但价值理论很抽象,它看不见摸不着,就价值论价值是讲不清楚的,又关系到经济学的方方面面,需要从整个经济学的内容体系进行研究。这就驱使他积极响应众多经济学者的呼吁,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,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和建设问题。

 

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艰苦的探索,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,提出了不少新观点,并形成自己的体系。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出版的《经济学新论》(全文本)和《经济学新论》(简要本),就是他倾注多年心血完成的创新性成果,从而为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计建立和经济学科的理论建设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《东南学术》杂志上2001年第四期发表的钱伯海教授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探索的长文,对此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和评说,其中提到有48条属于创新性或独到的观点和见解。

 

对于上述这些学术成就,钱伯海教授无疑感到欣慰。由于他在工作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,他获得了很多荣誉:论著有三项获得国家级奖,十三项获部、省级奖;先后六次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模范及孺子牛奖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、福建省劳动模范、优秀专家;两次被评为国家部委系统优秀教师,列入多种版本的世界名人录;1992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评为“20世纪有成就的世界名人”,被美国传记协会选定列入“世界500名有影响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”名录。

 

二、强大感人的精神力量

钱伯海教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富多彩的学术成就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具备的种种可贵品质。他所拥有的巨大精神力量,给我们留下了第二笔宝贵财富——强大且感人的精神财富。举其荦荦大者,主要有:

 

一是立志守恒。在他历来为学生作签名的纪念册上,经常写上“人贵有志,学贵有恒”、“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”的题词,勉励学生立志守恒,把远大理想与踏实工作相结合,努力造就有用之才。这些格言也是他自勉和身体力行的。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大,目睹中国人民的贫穷落后、任人欺凌、多灾多难,认为必须清除腐败、打败侵略、振兴中华、为国争光,这些从小就在他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,并给他巨大的勇气和力量。为此,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学生运动,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找到了归宿,这就是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添砖加瓦。当然,中国古老的文化思想传统,“人贵有志,穷不失志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等等,也对他为人民教育事业竭尽全力注入了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。虽然他经常说“生平无大志”,但在内心深处却经常受到“志”的驱使和鼓舞,认为在树人的道路上,有志而无恒,志就会落空,有恒而无志,就会陷入低层次、甚至烦琐哲学之中。因此,他怀着“人贵有志、学贵有恒”的精神要求,指导自己的行动,驱使他在科学的道路上,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,取得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成果。

 

二是实践标准。钱伯海教授能够在学术上不断开拓创新,是与他的治学风格分不开的。掌握丰富、系统的国民经济运行及其数量关系的材料,是研究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功和检验器,因而长期以来,他坚持不唯书、不唯上,一切从实际出发,重视实践、重视调查研究。例如有一次为了研究国民核算,他带学生到同安县(今厦门市同安区)做试点调查,一蹲就是三个月,而且没有回过家。在他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,遇到甚多风风雨雨、历经曲折和坎坷,他都遵循“坚持科学、追求真理”的信念,矢志不渝。上面提到的我国国民核算制度的改革,需要从理论上说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,必须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,这是长远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大忌。他不但坚持独立思考,而且考虑到价值理论很抽象,就价值论价值不容易为人理解,便另辟蹊径,从经济学整体研究价值问题,为我国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全新的内容和体系。他经常提到,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能够出全集,即所有发表的文章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对得住自己的学术良心。正因为如此,他的科研具有极大的积累性和继承性。

 

三是民主作风。钱伯海教授长期担任院系领导工作,在处理与同事、同行的认识关系和利益关系时,一向采取宽容、团结但不失原则的态度,不仅得到各方的尊敬和支持,而且有利于调动积极性,综合发挥团队的力量。在校外,很多人士对此也给予很高的评价,如过去东北财大的一位老教授曾多次对人说,他和钱伯海结识多年,深感他胸怀宽广,不计较个人得失,为此深深感动。钱伯海教授平易近人,表现出浓厚的民主作风。他尊重科学,提倡在科学问题上独立思考,人人平等,不要人云亦云。在高年级特别是研究生的课堂上,他常说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,提倡师生之间进行民主的讨论。他对年轻教师更是鼓励有加,尽量让年轻人多出台、挑重担,推到社会上去。他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影响,让年轻人担任著书的主编、副主编,前后达20多人次,同时保质保量,大力协助年轻人完成任务。他还多次谦让一些重要的社会学术职务,力荐年轻的同志担任,以利于梯队建设和长远发展。

 

三、悉在公门的满园桃李

钱伯海教授在教育战线上驰骋了50多个春秋,可谓桃李满天下,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,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,仅博士生和硕士生就有百名之多,正如《资治通鉴·唐则天皇后·久视元年》中提到的“天下桃李,悉在公门矣”。他善于教书育人,不仅教给学生专业知识,还教给学生专业以外的其他知识;不仅对学生实行言教,还以他那高尚的思想品格、民主的学术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,影响着莘莘学子。孟子曰:“贤者,以其昭昭,使人昭昭。”以这句话来形容钱伯海教授的言传身教,无疑最为贴切。这些人才遍布海内外,长期奋斗在政界、教育界和工商各界,既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,也使自己的学术成就可以得到继承,不断发扬光大,一代一代传下去。这也许是钱伯海教授辉煌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就,也是他留下的第三笔宝贵财富。
    (王春新)

 

作者简介

王春新,男,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1979级本科生,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1983级硕士生、1988级博士生;现为中国银行(香港)有限公司经济研究处、发展规划部高级经济研究员。

(本文转自《我的厦大老师》一书,林东伟主编、詹心丽副主编,厦门大学出版社,20159月)